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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授夫妇拆祖宅建书院:山水就是最好的课堂

作者:七大洲助孕公司时间:2020-07-30 15:22:23热度:94889
湖南邵阳隆回县小沙江镇江边村,高寒山区的瑶汉杂居村,神秘的花瑶世代生活在这里去年年初,黄勇军、米莉夫妇拆了祖宅,在海拔1300多米的江边村“黄家院子”,建起一座

  湖南邵阳隆回县小沙江镇江边村,高寒山区的瑶汉杂居村,神秘的花瑶世代生活在这里

  去年年初,黄勇军、米莉夫妇拆了祖宅,在海拔1300多米的江边村“黄家院子”,建起一座书院,取名“归与”

  归与的课堂,就是想打开瑶山孩子的眼界,知道城市是什么样,城里孩子在做什么,如何在城里生活

  也让城里的孩子知道,世界上有一种踏实而绵长的喜悦,是春天种下种子,秋天才能收获

 ▲归与书院的孩子们上实践课归来。
▲归与书院的孩子们上实践课归来。

  本报记者袁汝婷、谢樱

  什么样的房子,能装得下乡愁?

  它应该建在阔别的故乡,房前有水,屋后有山;它应该面朝田野,能听见清脆的鸟鸣;它应该有一扇窗,轻轻推开,远处是劳作的乡亲,近处有嬉戏的孩童……它曾是黄勇军、米莉夫妇的梦想,也是如今归与书院的模样。

  湖南邵阳隆回县小沙江镇江边村,高寒山区的瑶汉杂居村,神秘的花瑶世代生活在这里。年少的黄勇军走出大山,北上求学,漂洋过海,不惑之年又回到了这里。

  妻子米莉是他的同窗,两人同修政治学专业,多年来悉心研究儒家思想和乡村文化。目前,米莉是中南大学副教授,黄勇军是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。

  去年年初,这对教授夫妇拆了祖宅,建起一座书院,取名“归与”。

  名字取自《论语·公冶长》,“子在陈,曰:‘归与,归与,吾党之小子狂简,斐然成章,不知所以裁之。’”

  千百年前,渴望回到故乡教育年轻人,是孔子寄托乡愁的方式。

  “归与书院,也承载着我们的乡愁。”黄勇军说。

  建一座书院,让乡愁遇见理想

  19年前,还在读大三的陕北姑娘米莉,跟着男友黄勇军回到他的家乡湖南隆回小沙江镇,见到她从未曾见过的风景。一位穿着花瑶服饰的老太太背着一篓小鸭子去赶集,米莉觉得新奇,准婆婆于是叫来许多穿着类似服饰的瑶族村民,笑着将她围住,展示花瑶首饰和衣服给她看。

  从此,小沙江成了黄勇军和米莉共同的眷恋。

  2003年,两人第一次正式在这里做学术研究,撰写“中国乡村政治文化问卷调查报告”。三个月里,他们背着十几公斤的包走遍每一个花瑶聚居的村落,记录百余万字资料。

  在隆回县魏源故居,他们见到一间小小的私塾。“以后有机会,我们也建一所书塾吧?”彼时还是研究生的两人,心里种下一颗种子。

  十余年后,种子在法国南部金黄的麦田里发芽——

  2014年,已在高校任教的夫妻俩赴欧洲访学,导师将他们带到一个庄园,白天和当地农民一起挖土豆、摘葡萄、做果酱、酿红酒,夜晚在星空下喝着啤酒聊天。

  “那样的生活让我们明白,乡村不是落后的天地,而是有生命力的生长空间。”回国后,黄勇军和米莉决定,要在故乡那个偏僻的村庄里“做一件有意义的事”。

  他们相信,“只有在一个乡村振兴的时代,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件事做成。”

  “中国儒家志士的理想是用知识的力量去教化人,那也是我们想做的。”20多年前考出瑶山的黄勇军,带着妻子米莉回来了。他们决定,要在三四百户、一千余人的小沙江镇江边村,做一个乡村文明的教育实验。

  夫妇俩苦口婆心地说服了家中老人,自掏腰包将破旧的祖宅拆掉重建。不久后,海拔1300多米的江边村“黄家院子”,建起一座书院。

  书院共有四层楼,白墙黛瓦,飞檐翘角,一楼的教室有些像旧式学堂,摆着方桌和木条凳;教室后面有一架黑色钢琴,却也并不显得违和;再往楼上走,几间宿舍里摆着木质的高低床,供支教志愿者和研学家庭居住,房顶开着天窗,躺在床上就能看星星;书院还专门设有阅览室和非遗体验室……

  归与书院的课堂主要分为两部分,一是在寒暑假、节假日和课余时间,面向大瑶山里的孩子们开设了全免费公益课堂;二是主要面向城市家庭开设的研学项目,收取食宿等基础费用。

  归与书院,并非成建制的学校,没有固定的班级;它既不需要通过考试录取,也没有复杂的毕业程序——只要步入书院的孩子,都会受到夫妇俩和志愿者们的欢迎。

  “我们希望,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们,放了学和放了假,还有地方可去,有人陪伴,有知识可学。”黄勇军说。

  除教学和科研工作外,黄勇军和米莉把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小沙江。他们的许多学生,还有更多高校闻讯而来的志愿者,组成了稳定和多元的教学辅导团队。夫妇俩似乎因此耽搁了职称评审、晋升提拔,却甘之如饴。

  一件“有意义的事”,让乡愁遇见了理想。

  ▲归与书院。
▲归与书院。

  你看见了吗,瑶山孩子的渴望

  2019年7月,归与书院正式开院。

  开院前一天,黄勇军的母亲在江边村三个自然组吆喝了一声。夫妇俩心里没底,能来多少个孩子?估摸着,有30个就很好了吧。

  第二天清晨6点,睡梦中的米莉被叽叽喳喳的声音吵醒。她披上衣服来到书院大门口一看,一些孩子正聚在门前笑闹,等着开院。

  黄勇军也清晰记得那个早晨:高矮不一的孩子沿着阡陌交错的田垄,从四面八方跑来,有的还是小不点儿,有的个头已窜得很高。他们跑到书院门前,气喘吁吁,脸红扑扑又有些害羞,喊一声“老师好”。

  “你看见了吗,这是瑶山孩子的渴望。”看着成群结队奔向他们的孩子,黄勇军轻轻问身边的米莉。

  那天,村里一共来了107个孩子。有村民跑来焦急地问:“孩子今天不在家,我先给他报个名,行不?”夫妇俩承诺,只要孩子来了,都教。

  可是,教什么呢?

  归与书院的学生,年龄从幼儿园到高中皆有,最多时一天来了137个孩子。只要开班,平均下来也有五六十人。没有哪一册课本适用于这样的课堂。

  于是,来自高校的支教青年志愿者们纷纷拿出手头的“绝活”。电影、动漫、音乐、诗词、插花……他们搭建了一个山里几乎未曾接触过的世界。

  米莉介绍,公益课堂有两种常规课和一种灵活课:一是在每学期放假前一个月开始,支教志愿者在放学后陪伴和辅导孩子写作业,二是寒暑假的作业辅导和兴趣班,三是针对有专门技能的志愿者团队,比如音乐、美术、体育等,会根据志愿者特长不定期开班。

  最意想不到的一门课,是“捡垃圾”。

  去年夏天,米莉给孩子们做了环保知识小讲座,谈到环境污染和垃圾分类。当天下午,她和支教志愿者就带着孩子出门了。

  归与书院门前有潺潺的小溪。孩子们扛着扁担、拿上铁钳和镰刀,跃下田埂,将小溪边的塑料袋、烟头、枯枝一点点捡起。

  江边村依傍小溪而居,却极少有村里的孩子觉得保护小溪是自己的责任。可那天,大家干劲十足,捡了几大袋垃圾。“既让课堂的知识走入生活,也让孩子找到自我价值,这不就是学习的意义吗?”米莉说,从此,“捡垃圾”成了归与书院的“必修课”。

  课堂五花八门,反馈却总是温暖和惊喜。米莉还记得,中南大学的一名志愿者在音乐课上弹起吉他,一个男孩鼓足勇气凑上前,轻轻拨弄琴弦,然后就笑开了,开心了大半天。

  “无论你教什么,他们都很高兴。”支教志愿者、“95后”研究生杜秋悦说,山里的孩子特别容易满足,“如果你走进教室说‘今天我们一起画画’,你会立刻听见一阵惊喜地欢呼,‘哇,老师,是画画课呀!’”

  黄勇军说,有时,他们会专门用一堂课的时间,教山里的孩子防诈骗、坐地铁,甚至是如何在车流穿行的十字路口过马路。因为他还记得,年轻的自己考出大山来到城市时,心底那份无措和慌张。

  “我们的课堂,就是想打开瑶山孩子的眼界,知道城市是什么样,城里孩子在做什么,如何在城里生活,”黄勇军说,“我们就想让他们‘见过’。”

  “见过”,是无法用学费来衡量的一份礼物。而黄勇军和米莉决定,所有面对瑶山孩子的课堂,分文不取。

  ▲黄勇军、米莉夫妇在归与书院合影。
▲黄勇军、米莉夫妇在归与书院合影。

  山水就在这,这是最好的课堂

  对城里孩子而言,归与书院有截然不同的意义。

  开院不久后,书院也迎来了第一个城市亲子研学团,约有十来个家庭,来自全国各地。支教志愿者吴倩记得,孩子们走下大巴就开始噘嘴。“有的会嫌脏,有的什么也不想干,很多孩子隐隐有优越感。”

  书院制定了一项规则,暂时收掉了手机和平板电脑。几天时间,黄勇军、米莉夫妇带着家长和孩子,戴上草帽,拿起镰刀、锄头、扁担和钉耙,去山上砍竹子,围篱笆,然后挑选孩子们喜爱的蔬菜种子,开垦出小小一块土地种下……

  每到夜晚,他们会燃起篝火唱歌跳舞,在海拔1300米的小沙江,抬起头看漫天繁星。

  黄勇军记得,有个八九岁的小女孩,来时穿着一双崭新的小白鞋。那天,他们要徒步两小时去寻访一个花瑶古村落。走过田埂时,女孩一脚踩进烂泥里,脚抽出来了,鞋还陷在里面,开始哇哇大哭。“小姑娘觉得鞋子脏了,不愿意继续走,我们一直鼓励她。孩子去时哭了一路,回来时穿着脏兮兮的小白鞋,又蹦蹦跳跳了。”

  山里的每一个季节都不一样,归与书院的课堂也随之千变万化。吴倩说,他们从不会将研学课程“定死”,也许这一期农耕体验的主题是种萝卜,下一期就是砍竹子,再下一期又变成围篱笆。“无论主题是什么,那些来时不情愿的孩子,离开时都很不舍。”

  读本科时,吴倩也曾是一个研学项目的志愿者,负责带领家长和孩子走马观花参观校园,做些千篇一律的讲解。她觉得有的研学项目“工业化、流程化”,远不如在星空下、篝火边给孩子讲天文知识,来得有趣和自然。

  也不是没有家长提出过疑惑。有人问黄勇军:“你们的研学项目,课很好,收费也低。只有一个缺点,没有课表时间安排。”

  “归与书院不是学习辅导班。农村就在这里,山水就在这里,这就是最好的安排。”黄勇军说,“就像我们带孩子去看打稻谷,遇见了劳作的农民,就有这门课,没遇见,就只能观察别的。怎么制作课表呢?”

  在这里,研学课不布置作业,不强制写心得,黄勇军和米莉相信,孩子们看见的、遇见的,就是学到的和收获的。“一定要写在作业本里才是知识吗?能分清麦苗和青草,也是知识。”

  于是,就有了这样的“归与课堂”——

  白天看日出,夜晚观星辰;走过交错的田埂去看云彩和清风嬉戏,去追太阳投下的光影;跑上山坡摘野花,回来再上一堂插花课;在篝火边围坐,听某一颗行星的故事……

  6岁的泡泡来自广州,曾在归与书院与母亲李华度过5天。那是泡泡第一次知道,世界上有些和他同龄的孩子,在大山里过着和他完全不同的生活。

  “泡泡从出生就一直在城市里,我一直觉得他的生命体验是不完整的。天地很宽广,不只有学习和兴趣班。”李华说,他们曾遇见一户农家在收稻谷,当地农民用风车把稻谷里的杂草吹走,母子俩驻足观察了许久,“了解了稻谷变成米饭的步骤,就是泡泡的成长。”

  在黄勇军看来,许多城里孩子面临着“过度教育”的负担。在快节奏的学习和培训中,对“立竿见影”效率的追求,远远大于对学习本身的享受,而孩子的焦虑往往是家长焦虑的投射。

  可是,归与书院的每期研学课程里,志愿者都会告诉像泡泡这样的孩子,“种子不会这么快长大,可是,以后来的小朋友会吃到你种的蔬菜哦。”

  除了让山里孩子“见过”,夫妇俩的另一颗初心是——

  让城里的孩子知道,世界上有一种踏实而绵长的喜悦,是春天种下种子,秋天才能收获。

  教育是发现,每个生命都有光

  黄勇军经常会想起一个场景:2016年,他在武汉大学参加全国书院的山长院长大会。面对会场里的儒学大家,他提出疑问:今天,传统书院的学生从哪里来,发展往何处去?

  问题落音,满场沉默。

  这曾是困惑了他和米莉许久的问题,直到归与书院让他们慢慢发现,“回到乡村”是一个答案。

  一头是资源匮乏,一头是负荷过度。而在一方连接城市与农村文明的小小书院里,他们看见了教育的千万种可能。

  许多志愿者都记得,曾有几位染着头发、打着耳钉的乡村少年,坐在书院教室的后排,眼神里满是叛逆和迷茫。他们在诗词赏析的文学课上昏昏欲睡,却在清理河道的环保课上一马当先,是那样积极、热情、可爱。

  “在大山里建一座书院,我们不是给予,更不是施舍,而是去看见。”米莉说,“教育是发现,发现每个生命都有光。”

  什么是生命里的光?

  面对这个问题,黄勇军忆起今年春节的一场“雪地求生”。那是2月15日,他和米莉带着一双儿女在天寒地冻里爬上大瑶山,走进竹林去“探险”,冻得直哆嗦的一家四口临时起意,要在雪地里点燃篝火取暖。

  他们想尽办法从雪地下刨出相对干燥的竹枝架起,安抚着彼此的焦躁和不耐,用冻得有些僵硬的手一次次点火,许久之后,雪地里终于燃起熊熊火光。

  黄勇军说,冰天雪地里跃动的火光,就是生命本源的美,让孩子体会到生命最原始的温暖和力量。

  这也是夫妇俩一直以来的坚持——每一个假期,他们都会把一双儿女带回大瑶山,在山野间砍竹子,割茅草,耕田地。

  米莉说,孩子的世界有最本真的快乐,拿着一根竹竿,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鸡赶鸭,就可以跑上一整天。

  生命的光,在天生的好奇心里,在遇见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。“我们相信,有了对生命最朴素和旺盛的热爱,孩子去了哪里,都会活得很好。”黄勇军说。

  最近,归与书院开启了留守儿童“放学后守望”计划,村里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,放学后有了写作业、看书、弹琴、学知识的去处。为了实现常态化运转,他们同步开启了“留守妈妈”计划,让在家中留守的妇女来到书院,和志愿者一起看顾这里的孩子。

  6月下旬的一个下午,志愿者杜秋悦在“放学后守望”计划中,发起了一场关于梦想的讨论。

  “我们想过很多很多,可是有什么用呢?”从未出过大山的孩子,有些气馁地说。

  在杜秋悦反复鼓励和追问下,孩子们才慢慢说出自己的梦想。“我想做糕点师,做很多很多美味的饼干”“我想开一家书店,这样就可以像书院一样给很多人看书的地方”……

  单纯美好的小梦想,让曾经同是留守儿童的杜秋悦,久久不能平静。

  她沉吟了一会儿,告诉面前的孩子:“课桌很高,山也很高,但是,当你们高过这些课桌,翻过这座山,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有梦想,谁都了不起。”

  黄勇军和米莉,常常想起多年前回到故乡的场景。那是一个草长莺飞的春天,大山里生机勃勃,孩子们眼中,却隐隐有一种蔓生的“荒芜”。

  归去来兮,田园将芜,胡不归?

  归与,是一座山村书院的乡愁与理想。黄勇军说,他们在挖一口井,如果书院能长久活下去,井水就能汇入江河湖海。

  “我们想知道,一口井,有没有汇入深海的力量。”他说。

【编辑:刘欢】